作者：佚名         来源：《光明日报》

     2015年6月11日-12日，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重庆举办。本届研讨会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为主题，深入研讨当前和未来对外传播中的战略性、紧迫性、前瞻性问题。研讨会中，“智库与话语体系构建”分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承办，专家学者们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进行充分讨论，本版特摘取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绘图：郭红松 文稿整理：张朝意、冯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创造性地提升对外文化传播能力
作者：韩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韩 震

 
    要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不仅迫切需要把我国从一个有丰富文化资源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转变为具有强劲文化创新能力的、现代化的文化强国，还需要创造性地提升我们的文化传播能力。
    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现实，提炼出贴切描述中国道路、反映中国力量、表达中国精神的中国话语。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参与国际对话的前提。在开展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相互合作过程中，我们必须有自觉而清晰的中国文化表达。
    文化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成活动的现象。要准确传播我们的文化，就必须客观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表达中国文化的话语方式，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话语都不是天生就具有普遍的世界影响力，西方所谓“普世的话语”本质上也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是他们建构话语霸权的结果。现在，我们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就需要相应地说出自己的话语，这样才能成为自主自觉的文化创造者。
    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立足人民生活和历史传统，提炼出能够打动“他者”心扉的人间生活话语。要让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价值和功能获得最广泛的理解，就必须回到作为文化基础的生活世界本身。一回到这些问题当中，大家就有了最基础也最具有共性的话语领域，人民的生活既充满差异、多样性和创造力，又容易相互同情甚至产生共鸣。
    因此，要学会通过生活和日常的叙事，学会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和人民群众亲身经历的故事来描述，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梦想，通过鲜活的生活叙事和行动故事显现其理念的光辉和理想的力量，从而打动世界人民的心扉。
    创新对外传播也必须跟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步伐，要适时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议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文化的“再青春化”，讲述中国文化、中国话语，也应该在传统中创新。比如和谐价值观，就可以利用古代“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话语，重新审议现代治理问题。
    话语的原创动力基于实践和生活本体，离开实践和生活本身就没有真正的创造。原创性的话语是否有生命力还取决于其是否面向未来，如果没有面向未来的视角就不可能有创新。原创性话题，就具有这种面向未来创新的表达力。我们需要设置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话题，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掌握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只是话语追随者，而是要成为自主的话语讨论参与者。自主的话语参与者，必须有设置话题和掌握话语标准的能力。
    创新对外传播也必须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上，锤炼出让世界能够理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主张构建协和万邦、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要与其他文化对立。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经济的互惠性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而且作为第二大进口市场，仍然具有广阔前景。另外，近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呈指数增长，直接惠及对象国的发展和就业。因此我们要抓住中国上升的窗口期，讲清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有利的道理，讲述世界能够理解并且从中感到鼓舞的话语。
    因此，表达中国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中国的话语，也应该是表达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话语。这种话语不仅是民族的，而且应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创新对外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用外语讲述中国话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即使在纯粹的话语形式层面，我们也应该注意话语的交互理解的可能性。与外国人讲话，表达我们的利益追求和看法，我们要使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说法或话语。讲述中国文化，不仅要讲中国话语，而且要讲能够打动世界的中国话语；不仅要学会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我们还要学会用包括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语言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也可以说，我们话语的局限就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局限。要创新话语体系，就必须转变或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突破需要思维方式的突破。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树立大传播观，跳出内外有别的传播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寻找和构建真诚而贴切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期盼的话语，并让这种话语表达与世界人民的希望与期盼相契合，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构促进共同发展的中非智库新型伙伴关系
作者：刘鸿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中心特聘研究员） 

刘鸿武

 
    中非合作关系要能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中非双方的思想智库与各界专家通过共同努力，逐渐建构起一种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为特征、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伙伴关系”，这种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可以为中非合作提供更宽广坚实的精神支撑平台。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非双方需以持续的努力和有效的工具，来推进双方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对方，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开放形态的“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的话语形态与理念框架。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担负起时代责任。
    中国与非洲作为世界史上的两大文明区域，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独特的精神遗产。近代以来，中非经历了相似的历史遭遇，同时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去追求国家民族之复兴与解放，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探索一种从属于和服务于国家民族复兴目标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正是这样一种共同的历史命运与现实需要，为中非双方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思想交流体制与学术合作关系，提供了真实可感的现实空间与未来前景。
    今天，中国和非洲都正走在复兴与发展的道路上，中非双方的合作也日益超出政治经济领域而向更深层次更具本质意义的思想交流与知识共享领域拓展。
    在经过了百年之久的曲折探索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复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人类的发展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在此阶段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南北力量真正交锋、碰撞与对峙的领域，但也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思想话语优势发生主客场转换的关键领域。未来中非双方的发展将取决于其在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的位置。既充分汲取消化西方的思想智慧与合理内核，同时又跨越西方为阻遏发展中国家崛起所设置的“思想高墙”，是中非双方学术思想界必须同时完成的双重历史任务。
 

 对阿拉伯世界讲述“一带一路”需精细化传播
作者：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 

薛庆国

 
    对外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时，既要建立适用于不同受众对象、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又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民族对中国持有的不同立场、印象、关切和期待，建立针对不同对象、具有不同特点的话语体系，从而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传播。
    就阿拉伯世界而言，民众大都对华友好，普遍认为中国强大符合阿拉伯人利益。阿拉伯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大都有所耳闻，总体上对这一倡议持积极态度，并支持各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但阿拉伯人又普遍担心，阿拉伯国家会因为当前的中东乱局而被“一带一路”排斥在外，他们还很关心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能否纠正全球化的不公。
    因此，在针对阿拉伯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时，就应该主动回应他们的关切，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话语体系。
    首先，在历史上，阿拉伯世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缺少阿拉伯世界，丝绸之路就不可能完整畅通。阿拉伯世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环节，而“一带一路”建设，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地区内不少国家之间也矛盾重重。这既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挑战，也赋予这一倡议更大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国家可以形成利益和战略共同体，从“零和”走向“共赢”，这为解决各国间的纷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可能。而且，“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的巨大发展机遇，能够造福于广大阿拉伯民众，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进而清除极端和暴力的土壤。
    对于今天由于互不信任、互相仇视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而言，摒弃零和、寻求共赢具有尤为迫切的意义。可以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国的产品、技术、资金、设施。这种精神产品在当今的中东是一种稀缺品。
    第二，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一样，也意识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秩序造成了不少负面后果，譬如：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脱离；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造成破坏；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往往附加政治条件，不仅不尊重有关国家选择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而且无视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差异性因素。这些负面后果，在阿拉伯世界体现得尤为突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坦率地承认，当今中国还存在许多不足：如果不重视环保，以污染环境的代价换取发展，就不可能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如果不尊重当地的文化，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不可能将“一带一路”建成和谐友好之路。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重新审视、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一起成长、一起进步的过程。

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具备战略视野
作者：程曼丽（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程曼丽
 

    战略传播是美国军方在公共外交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即“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通过国家权利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信息、主题、计划、项目和行动，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整体持续的行动过程”。与公共外交相比，战略传播的目的性与进攻性更强、对资源的整合更有效。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围绕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与规则，美国政府开始全面调整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着力提升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强化内外传播的系统集成，明确提出“国家战略传播”的概念，并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布局。这种系统研究和全面布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联邦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强化公众外交和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着手研究将公众外交、政府外宣与国防、军事情报部门的对外传播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的理念。第三阶段是对国家战略传播体制进行全面系统设计，并开始逐步实施。可见，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的资源是由分散到集中再到高度整合的过程。
    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而言，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方面提供了历史契机。2009年起，中央外宣办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国际台、中国日报、中新社等为依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从中国现有官方文本的话语表述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指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的是“打造国际一流媒体”。与美国相比，我们在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思想认识、组织规划、制度安排、体制设计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各级领导对“战略传播”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对外传播力量比较分散，部门分割比较严重，各机构之间协调不足，尤其是缺乏一个从国家层面对“大传播”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协调实施、合力推进的战略传播体制和工作机制。
    今天，国际传播的主体已经超越传统媒体和传统认知的范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传播效果的优劣已经不再由单一主体决定，而是由多元主体形成的合力决定。如果缺乏这种合力，媒体既使拥有再好的软硬件条件和再完备的宣传策划方案，也会因其他主体言行的落差而使正效应消失殆尽。而多元主体之间合力的形成，即国际传播能力的“共建”，就不是单一主体力所能及的了，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统筹考虑。大量事实表明，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今天，国家面临的危险，更多地由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国家安全整体框架下，进行战略传播的设计与布局是非常必要的。国家战略传播系统试图把各种要素整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操控或者管理对国内外受众施加影响，这种结果导向性的管理有利于实现更好的目的性传播。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因时而变
作者：马晓霖（博联社创始人、总裁，资深新闻评论员） 

马晓霖

 
    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创新，缺乏传播艺术和理论高度。在人才队伍储备方面，我们也缺乏真正的世界级理论家。在对外传播中，急需构建中国自己的叙事框架和理论支持。
    首先，要明确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四个全面”“一带一路”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议题，应该成为我们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
    其次，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和一体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流、物流、信息流全面打通。对外传播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对外传播的渠道也变得丰富多元。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使得传播形态、传播来源、传播对象多元而难以把控。效果评估的任务也因此而复杂艰巨起来。此外，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融合，原有的利益界限也在变化，各种“共同体”导致价值观之外的一切利益诉求相互交织、趋同乃至重合，这都使得对外传播的手段、内容、策略和技巧面临空前挑战。
    再次，要全面总结和检讨对外传播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不断发展。轰轰烈烈的对外传播实践，在不断遭遇各种传播困境的同时，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的对外传播不可能拿西方的理论和规律来替代，急需我们自己从历史发展和世界比较的角度出发，客观全面地检视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总结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基本模式和有效经验，把握基本规律。

 克服“不对称认知”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作者：田辰山（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田辰山

 
    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对称认知”。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认识彼此思想传统中的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等，从而走向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曲解和误会，进而超越各自固有的话语体系，建设彼此共享的、语义比照的、适用于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体系应体现自己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在不同的语义环境和不同文化历史的对比中，准确地向世界阐释中华文化。对来自西方的、带有偏见和误解的话语，要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分析阐释，同时充分考虑受众心理，避免对对方文化进行贬低。
    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注意以下几点：掌握中西哲学比较的语义环境和阐释方法论；积极培养能够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骨干教师，克服人才瓶颈；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长期存在未决困惑的问题，有计划地进行研究，最终给出科学准确、合乎逻辑、有说服力的回答；建立话语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维护与增强世界和谐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特定问题应该用什么语句、什么叙述结构进行表达展开专门研究，并将权威结果广泛推介；对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对外话语表达进行规范，采用西方世界易于理解的中国话语体系来阐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