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扬 王辉耀    周湘智       来源：《 人民日报 》

    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智库建设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如何正确看待与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打造中国智库“升级版”？本期观察版刊发的3篇文章，从中国智库如何提质增效、提高决策咨询能力，如何提高对智库的评价水平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编 者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质增效（人民观察）

李 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下简称中国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几年，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数量已逾3000家，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智库活动逐步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全过程，并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其引领思想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逐渐发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智库除了不断引进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还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国家智库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中国智库专家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或直接派人参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或作为讨论者、执笔者直接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和重要文件的起草，直至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为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党政部门集体学习提供讲解、导读等智力服务。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智库的特色和优势。

　　规模宏大的智库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有人说中国智库“库多智少”，这种说法固然颇多揶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问题所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一些智库建设没有很好规避“运动式推进、排浪式发展”的痼疾，如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便是其重要表现；二是一些智库工作人员对智库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及其客观性、专业性、公正性、科学性的本质要求缺乏深刻理解；三是科研队伍尚未被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致使一些智库成果质量平平。提质增效是当前全球智库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智库发展也不例外。为此，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明确并坚定智库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基本标准：具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具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形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具有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具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具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具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对照这8条基本标准，当前国内多数智库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一些智库不具备自己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以及可持续的研究成果。诚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智库运行平台化、网络化、社交化、论坛化的趋势日益凸显，但这些变化主要涉及智库成果的传播方式与渠道，与智库本质基本无涉。应当说，拥有自己的专业化成果，以此作为主要特征来“扬名立万”，并据以区别于他人，这是智库的本质规定。从这一规定出发，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智库应将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以及同政策研究对接作为主要方向。

　　理解和满足现代智库的本质要求

　　独立性、建设性、人力资本密集和社会影响力较大，是现代智库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智库提质增效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独立性，绝非独立于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和非科学的信息来源，尤其是与利益集团的“游说团”严格划清界限。在实践中，独立性是指智库不是各级政府及其机构内设的政策研究室，也不是它们的宣传部门；智库秉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宗旨，致力于提供专业化的知识、准确的信息和多种选择可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惟其独立，智库才能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研究与判断。

　　所谓建设性，是指智库研究不能满足于发现问题，也不能以批判现实、发牢骚为能事，而应致力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应将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缜密的政策设计密切联系起来。做到这一点，需要智库研究人员不仅是精通学术理论的行家里手，而且是深谙世情、国情的“智者”，还是精明的管理者。智库研究应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础，以科学理论和现代方法为依据，掌握详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用简洁易懂的方式说话。

　　所谓人力资本密集，是指智库研究人员应当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世界排名靠前的著名智库均不以人数取胜，多数智库机构仅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研究人员，但这些机构汇聚的都是各界高手。就经济领域而言，其中不乏大牌经济学家，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卸任后便受聘于全球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吸引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加盟，是中国智库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抓手。

　　所谓社会影响力，至少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决策影响力，即能够影响决策者；二是舆论影响力，即能够引领思想舆论和社会潮流；三是学术影响力，即对理论界和理论研究产生导向性影响；四是国际影响力，即能够掌握国际话语权。智库的根本追求是产生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是建立在独立性、建设性和人力资本密集基础上的；失去了这些，智库的影响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国智库应深刻理解和体现现代智库的这些基本特征。

　　为智库研究提供坚实学术支撑

　　提高中国智库的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必须广泛动员我国的优秀科研力量，使之成为提高智库成果质量的强大学术支撑。这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学术研究与智库运作的各自特点、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学术研究与智库运作的有效沟通机制。

　　学术研究与智库运作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区别：其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炼学理、观点和理念；而智库运作的要义是运用已有的学理、观点和理念解释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其二，学术研究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较强，在相当程度上为学者个人志趣所左右；而智库有明确的目的和效率指向，要求汇聚各方专家、动员各种资源、平衡多方观点并形成共识，体现的是机构组织的共同看法。其三，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十年磨一剑”，讲究厚积薄发；而智库运作要求及时、迅速作出反应，最忌延误时机。其四，对学术成果优劣的判别，依据在于观点和理论的自洽性、原创性；而智库成果的判定标准在于是否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是否被相关领导和部门关注，是否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其五，学术发展的过程高度依赖“养士”机制，而智库的运行重在“用士”。既然学术研究与智库的功能与运作模式存在较大差别，就需要有适当的体制机制安排来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在智库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智库与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前者可以保证智库研究的正确方向与敏锐性，后者则可以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内容、深度及可持续性。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学者兼职等一系列现行制度作出调整。

　　（作者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提高新型智库的决策咨询能力

王辉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肩负着引导共识、资政启民的责任，已成为我国协商民主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补充。智库建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智库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提供有价值的咨询建议。为此，智库建设需要五种能力的支撑。

　　一是研究支撑力。智库只有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才能不断迸发新的思想火花、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并促进这些研究成果的国内国际传播，不断增强决策咨询能力。明确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智库必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坚持不懈地精耕细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广泛影响力。

　　二是思想创新力。这是智库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大国智库应是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创新是智库的生命线，创新思想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智库为政府决策服务，就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着眼于长远和宏观分析，具有前瞻意识，关注战略性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三是社会传播力。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这需要智库与各种媒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借助有效的传播方式，智库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务实管用的思想观点，有效引导舆论，教育和服务公众。

　　四是国际传播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智库必须具有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在加强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影响国际舆论，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五是决策影响力。在政策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大多数智库将研究成果以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形式呈现，通过会议、论坛等公共对话方式，帮助决策者、专家及公众了解智库的新思想，引起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影响思想舆论，并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智库可以通过参与竞标或接受定向委托承接政策研究课题，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智库专家学者可以通过参与政府决策机构召集的专题会议提供决策建议，还可以面向政府官员提供培训、讲座等服务。这些都是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方式。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鼓励各类智库健康有序发展，培育更加系统、规范、开放的思想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应鼓励支持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社会智库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往往能超越狭隘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起到其他类型的智库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社会智库能形成“鲇鱼效应”，是搞活思想市场的重要力量。正如改革开放后我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鼓励支持引导社会智库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整体发展。各种类型的智库同台竞技，无疑将大大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

　　同时，还需要逐步开放政策咨询服务采购，为不同类型智库平等参与创造条件，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打破体制内外信息共享壁垒；畅通体制内外人才流动渠道，完善中国特色人才使用机制；制定措施支持企业和个人对智库发展进行捐赠；健全科学评价机制与管理手段，促进智库行业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对国际谈判框架、范式、规则的研究，培育和发挥国际化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协调五种关系 提高精准水平

改革完善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

周湘智

 
　　智库评价是确立智库行业标准、规范智库从业行为的重要举措，也是树立正确导向、加强行业监管、推动智库良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智库评价参与机构多、方法标准多、结果争议多，一些优秀但不善于“推销”自己的智库有时难以获得合理评价，少数表现平平的智库却采用有违公平的手法获得高阶评价。这降低了智库评价的严肃性、科学性，会助长一些智库的投机行为，不利于智库评价可持续发展。对此，应协调五种关系，提高对智库的精准评价水平。

　　协调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的关系

　　主观评价能充分发挥评价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易受个人视野、信息占有量、专业偏好的局限，有可能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比较而言，客观评价的公平性、公开性、客观性较强，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衡量智库水准。推进中国智库的精准评价，应以客观评价为主、主观评价为辅。当前，我国一些智库评价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评价的样本投放不足，评委的层次性和类型不够多样，主观评价在总分值中占比过高；二是调查的范围不广、指标不全、深度不够，导致一些数据失真，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针对这些不足，应加大客观评价的权重，加大人力、物力与精力投入，扩大调查覆盖范围；丰富和优化指标体系，尽量做到评价指标和数据易获取、有说服力、可数字化；深入智库调查，获取第一手信息，规避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判；善于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与云数据平台合作，获取高质量、实时化的大数据。同时，适当运用主观评价法，增加调查样本的投放量，让更多评审委员参与进来。认真选择参与主观评价的评委，确保其做到专业、敬业、尽责。在程序上实行主观评价后置，等客观评价的数据出来后再启动主观评价。

　　协调学术性成果与应用性成果的关系

　　智库评价主要是对智库研究战略，智库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社会公益以及从事公共外交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估，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应用导向与结果导向。学术成果在智库研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应在评价体系中占一定权重。但智库的核心使命是资政辅政，如果过于看重学术成果，就无法充分体现这一核心使命。此外，如果把学术成果与应用性成果“一锅煮”，也难以精准考察智库的真实研究能力，不利于形成科学的智库建设导向。因此，推进中国智库的精准评价，重点应放在对应用性成果的考核上，考察智库在直接服务决策上形成的成果数量、作出的实际贡献。比如，领导的批示等级与数量、进入决策的对策建议等级与数量、组织参与政府文件规划研制的等级与数量、为政府人员授课的等级与数量、接受媒体采访的等级与数量、在国际场合发声的等级与数量等，都应被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协调年度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的关系

　　从时间节点的把握上看，年度评价是当前智库评价的主要方式。这一方式的主要优点是能较为及时地反映智库在一个年度的发展情况和研究成果，也比较符合公众对智库评价的心理期待。但仅从一个年度的指标和数据来衡量智库的实力，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因此，提高我国智库评价的精准度，需要考虑增加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段为时间节点的评价方式，打造一个长短结合、立体扫描的“评价矩阵”，更全面、更准确地体现智库的真实水平。这有利于鼓励智库摒弃浮躁心态与短期行为，潜心出大成果、出好成果。值得警惕的是，现在有机构尝试以月度为评价周期，推出一些“排行榜”。这与智库成果绩效显现需要一定自然周期存在较大冲突，在实际操作中也难以做到对数据的准确抓取，其结果必然缺乏科学性与公信力。

　　协调智库排名与其他评价方式的关系

　　智库排名具有直观性、动态性、竞争性等优点，可以成为智库评价的主流方式。但智库评价不等于智库排名，还应从多维度对智库进行考察，构建周密完善的评价体系。除了智库排名，还可采取以下几种评价方式：一是对智库建设进行综述性评价，通过回顾总结智库一年或一段时间的发展成效，综合各类排名结果进行再评价，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分析，为智库未来发展提供思路与建议；二是对智库成果进行价值性评价，如评选年度十大智库成果、十大创新案例等；三是对智库主体进行认证性评价，如开发开放式的互联网“智库索引”，建立具有公众查询功能的“智库名录”“智库黄页”等，将符合准入标准的智库纳入其中，及时剔除贴牌、套牌、违规的智库机构；四是对智库建设进行主管性评价，由智库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智库行业组织按照年度单元或建设周期，对智库建设绩效进行考核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问责或激励。此外，还可对智库从业人员进行业绩性评价，如评选年度智库人物、十大智库领军人物；对智库机构进行创新性评价，如评选年度优秀智库、年度新锐智库等。

　　协调综合评价与分类评价的关系

　　综合评价是不分智库的规模、机构类型与人员数量，对所有智库按同一标准进行评估。其优点是能直观反映智库的整体实力，为公众快速判断一个智库的水准提供参考；其缺点在于缺乏对智库个性与优长的观照，不适应智库差异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因此，现在一些智库评价开始尝试在总排行榜外设置一些分榜单，但仍不够丰富和深入，还有较大拓展空间。比如，既可对党政部门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军队智库、科技创新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这八大类智库分别进行评价，加强同类智库的横向比较；又可对关涉智库建设的重要指标进行单项评价，如智库的专题研究能力、筹资能力、传播能力，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智库的资源利用效能、产品质量、人才体系等，有效提高智库评价的精准化水平。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