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莉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思想的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思想上的保驾护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十年，经济发展已迈向世界最为核心的位置。当前，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家发展需要，都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

　　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经验

　　智库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知识精英的活跃程度和一国的文化软实力。自20世纪初智库诞生以来，美欧发达国家智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和适应本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与特点，其中很多经验值得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参考和借鉴。

　　第一，政府扶持是推动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要求项目论证、投资、运作、完成等各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为智库提供财政支持。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十几亿美元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拨款资助智库发展，德国高达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的资助，智库还普遍享有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此外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对智库的信息支持，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方便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

　　第二，“旋转门”机制使专家知识与政策实践得以有效结合。美国政府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高层大换班，很多卸任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也有很多智库研究者到政府担任要职。为吸纳一流的政策专家，发达国家智库普遍提供较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宽松的研究环境。“旋转门”使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有效结合，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政策人才的港湾。

　　第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发达国家智库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智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基金会、企业、个人等。美国智库资金来源中基金会和企业比重较大，政府资金比重相对较小，而欧洲智库资金来源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普遍较大。欧洲智库对资金使用有严格限制，委托方无权修改研究成果及结论，智库在发布研究结论时也无需委托方同意。

　　第四，以高质量思想产品为基础的专业化信息传播是提高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发达国家智库普遍非常重视品牌塑造和信息传播，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舆论和政策制定。智库的目标受众主要分为核心政策制定者、精英群体和普通公众三大类，对于不同类型的思想产品，智库会确定不同的目标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和模式，力求影响力的最大化。

　　第五，发达国家智库普遍在多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行动主体、思想中心和沟通平台。国际关系中频繁而畅通的智库公共外交，除了可以增进理解、促进和平，还可以为各国政府提供创新性、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支持。另外，美欧智库常常充当其他国家来访政要发表演讲的平台。

　　第六，类型多元并形成互补机制。按照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发达国家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大类。官方智库直接为政府服务，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大学智库承担着培养学生和政策研究的双重任务，主要从事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民间智库专注于紧迫性政策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共存的格局。其中，官方智库有着信息获取和信息通道的先天优势，可着眼于紧迫性政策研究；大学智库相对独立，但其核心研究人员大多担负着学术研究、教学、育人、政策研究的多重任务，因此着眼于长期跟踪研究和战略研究；民间智库可以更多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舆论的通道与平台，在公共外交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在此背景下，在思想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发展尚存在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1）部分智库泛化、过度传播、媒体化的现象严重。（2）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没有形成系统的决策咨询制度，智库的整体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

　　对此，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从以下几点做出努力。

　　第一，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与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为己任，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导向，致力于提高国家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非营利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国家法制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于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战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智库，又不同于美欧智库，要创新中国现代智库模式，建立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共同发展模式。

　　第二，需在政府主导之下健全制度保障。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法定决策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规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相关制度，形成政府与智库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机制；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激发创新活力；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发展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构建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培养与规制；建设并管理好中国智库的“旋转门”，为智库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第三，需建立专业化、多层次信息传播机制，加强智库公共外交与新媒体建设，同时避免过度传播，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传播网络构建可以分为“向上”与“向下”、“对内”与“对外”四个维度。“向上”指智库对决策者的影响力，“向下”指影响公共舆论，“对内”指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对外”则是强调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需要充分认识智库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与各国智库建立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通道；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运用公关技巧，结合受众需求，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提升新媒体影响力作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平衡好思想创新与影响力拓展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第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都根植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土壤，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中国智库的发展一方面需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智库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