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渡期以及经济结构全面优化的“新常态”时期，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所涉及的利益调整都比以往更加复杂，对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智库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去年以来，中央着力建设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意味着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从发展现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库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面临许多制约智库自身建设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体制机制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智库自身提高思想产品质量和影响力，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扫清舆论、资金、人才、决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一批高端新型智库，打造中国智库体系和智库联盟。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临七大难题

    ●难题一：缺乏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鲜见真正意义的“新型高端智库”。智库的影响力并不在其规模和级别而在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我国智库建言献策的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从研究成果的质量看，目前国内智库偏重对当前具体问题的短期性和应景性研究，普遍缺乏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研究，真正能够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作用的思想性、创新性的成果不多，服务决策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难题二：官办智库“一支独大”，缺乏竞争活力。我国现有智库绝大部分是官办或带有半官办性质，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缺乏竞争，难以保持客观立场，往往偏重对政策的宣传和诠释。社会智库由于很难被政府委以重任，同时缺乏向上送达的内部渠道，研究成果得不到足够重视。目前，各类智库尚不能有序竞争，束缚了中国智库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智库之间缺乏广泛深入的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对外竞争力不强。

    ●难题三：社会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尚未形成，发展举步维艰。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欧美智库资金来源多样，机制灵活，既包括政府的委托、拨款和补贴，又包括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还有个人捐赠或其他经营费用等。在我国，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分流向了官办、半官办智库，社会智库的筹资渠道非常少，有利于捐赠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难题四：智库参与决策机制缺失，对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咨询已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要从法律上为决策咨询提供制度保障，确立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从而提高智库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

    ●难题五：人才缺乏流动性，“旋转门”制度严重不畅。欧美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机制，通过智库这一平台，实现了研究者与实践者、学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目前，我国智库人才的流动性较差，虽然部分退休官员已从行政体系流动到智库体系，但这种流动仅是单向流动，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还很少，换句话说，我国的“旋转门”只打开了半扇。

    ●难题六：开放程度不高，制约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信息并加以分析。我国与国外智库和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机会不是很多，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官办智库人员还不能定期到国外智库进行交流研习，我们的智库也很少接纳国外智库研究人员到国内来进行更广泛的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影响力提升。

    ●难题七：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有偿咨询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当前，社会上对智力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理念还比较薄弱，很多人不习惯有偿咨询，认为智力劳动的成果应当低代价甚至无偿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市场的发育程度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发展的重大障碍。

　　2.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八项建议

    ●建议一：营造创新、包容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发挥智库对决策的咨询作用，是迅速提高企业和政府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促进形成发达的咨询市场，强化智库之间的相互竞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研究咨询队伍。

    政府应营造鼓励创新、包容的政治、社会环境，促进一流智库建设，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鼓励智库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成果、发表创新观点，构建多样、适用、有活力的智库生态体系。

    ●建议二：建立和完善智库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我国决策机制。第一，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以法律条款对政府公共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进行严密的、科学而理性的规范化设计。第二，建立公共决策咨询招标和采纳制度以及决策机构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机制。第三，建立政策实施的评估和调整机制。在政府有关部门作出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后，由智库向决策者提供评估报告。第四，建立和完善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公众利益平衡机制，发挥智库在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建议三：提供高质量思想产品，全方位提升智库影响力。

    加强智库文化建设。一是智库研究要从公共利益出发，站在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二是科学性，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符合事实、符合规律。三是建设性，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供决策者和公众进行选择。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要建立科学的选题机制、科研组织和管理机制，避免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要建立健全智库人员流动制度，加强官办智库人员流动，吸纳高级人才。要加强智库国际交往，积极开展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

    扩大学术、政策、社会和国际四大影响力。一是扩大学术影响力，选择前沿课题，谋求突破性进展。二是扩大政策影响力，加强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三是扩大社会影响力，主动宣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扩大国际影响力，代表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学派，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建议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打开另半扇“旋转门”。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一要探索推行岗位聘任制和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二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出一批代表国内一流水平和中国形象的领军人才，三要选拔青年才俊、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结构。

    针对上文提出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这一问题，建议制定政府部门与智库人员身份转换相关政策，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增加决策部门与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

    ●建议五：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形成“资金蓄水池”。

    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确保公益性研究机构财政资金足额拨款。二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和政策评估服务，改变过度依赖部门内研究机构的现状。三是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出发点，以课题和项目为纽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公益性研究机构的投入。四是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在保障研究人员待遇同时，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重点用于保证必要的信息资料等条件和设施。

    ●建议六：坚持开放性智库运作模式，全面提升智库的全球影响力。

    一要增强智库全球意识。关注能源供应、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贸易自由化、公共外交、全球治理等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提高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二要加强智库间国际交流。既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三要加强智库国际平台建设。进一步发挥中国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等论坛的作用，将其打造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智库交流平台。四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智库人才，提高智库开放程度，提升研究人员国际视野和研究水平。拓宽聘请国外专家来华交流和研究的渠道，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决策提供参考。

    ●建议七：以专业化智库为突破口，培育一批高端龙头新型智库。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必须从“全能选手”的误区中走出来，明确智库定位，针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长远问题、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系统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中国智库必须从智力产品入手，提升研究质量，打造一批竞争力强、专业水平高、能拿“硬方案”的高端国际化龙头智库。

    ●建议八：大力培育中国智库体系和智库联盟。

    制定智库发展总体规划，明确行业规范，对不同类型的智库实行分类指导。建议组建中国智库联盟，整合国内智库资源，加强国内智库同行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为中国智库走出去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咨询服务。

    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方式，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推介“中国经验”。制定智库行业的基本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将智库的研究能力、职业操守和经费来源等纳入监管范围，促进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得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理事会执行局副主任戴桂英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