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之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智库，是对各类专门为政府、企业等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科研机构和组织的俗称。20世纪以来，智库作为一个行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西方智库行业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熟，中国的智库行业近年也发展迅速，但尚有许多不成熟和亟待完善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外智库研究。2012年，借由赴美观摩大选之机，他与美国多位智库学者做了深入交流，对西方智库学者如何做研究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与思考。
智库学者
生产“问题的解决方法”
“智库不同于大学和一般的科研机构，如果说后者属于传统的学术科研行业，那么前者的性质则更接近于咨询业、服务业。”房宁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美国，房宁看到，智库学者与大学里的普通学者无论在职业角色还是功能定位上，都有着明显的分野。“普通的教授总是在图书馆里搞研究，但我是在学术会议上搞研究，我直接与人交谈，搞清楚他们的想法。”哈佛大学著名智库学者Overhold的这番话给房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通学者也称为‘图书馆学者’，他们主要依靠在图书馆里查阅文献进行研究，其任务和功能是研究文本，梳理知识；而智库学者则以研究问题为主，他们生产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房宁说。他认为，这种功能上的差异，是智库学者与普通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除了功能上的差异，智库的组织结构也不同于普通科研机构。房宁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见到了曾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捉刀”的著名学者赫斯，当赫斯听闻中国许多智库仍是单一人才结构时很吃惊。他告诉房宁，美国智库一般至少由四种职业背景的人才组成：长期专研某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政治家、企业高管和资深媒体人。
美国智库的三大研究方法
功能属性与研究对象的差别，决定了智库学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普通学者大相径庭。在走访与观察中，美国智库中流行的三大研究方法给了房宁很大启发。
“第一种是直接研究法，或者叫直接访谈法。”房宁表示，社会科学知识有三种形态：书面知识、研究对象的做法、研究对象的想法。普通学者通常只研究第一种，而智库学者则需要三种都了解。
这方面，Overhold本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Overhold是西方最先预言中国崛起的学者，当时美国许多学者都嘲笑他的观点。Overhold告诉房宁：“事实上，那是因为他们仅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国的各种报表和材料来研究中国，而我却亲自到中国来，直接与中国的决策者及他们的助手交谈，了解他们背后的想法和实际的做法。”他说，当他了解了中国“背后的想法”，再回过头来看中国表面的说法和做法时，就能够更真切地明白中国的意图和走向。
第二种研究方法，房宁称之为“头脑风暴法”。“直接访谈固然好，但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因此，各种论坛和会议就成为了一个好去处。智库学者们非常注重在一起交流、沟通、讨论甚至争论，通过‘头脑风暴’高效地获取信息，并相互启发。”房宁说，他在美国认识的智库学者，每人每年至少都主持着1—2个论坛，一年有一半的时间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论坛。
“以前，我从书上看到有一类智库叫‘论坛型智库’，当时不太理解，现在看到他们，我终于明白了。”房宁说。
第三种方法叫“快速反应法”。房宁解释，智库学者强调对重大、敏感问题进行快速反应研究，这种方法主要是相对于普通学者惯于长期钻研某个理论问题而言。
“智库学者没有长期的所谓学术追求，对某个问题形成的学术理论只是他长期研究某个领域的副产品，是逐渐积累的结果，但非主要目标。”房宁表示，亨廷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这种方法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影子内阁”胡佛研究所推崇的研究方法之一。
智库行业
需从专门化走向职业化
上述种种差异性都是针对学者和组织机构而言，在房宁看来，作为一个行业的智库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我把它概括为三层境界：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
房宁表示，所谓专门化，即智库学者必须对某个领域具有长期、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对问题的“前世今生”、“左邻右舍”无不了解。
如果说专门化尚不是智库独有的境界，那么专业化就是智库所能达到的更高阶段。“智库学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问题具备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这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等，而是通过长期研究某一领域，发现其内在规律和特点，进而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就好比投行的市场分析师使用的分析工具。”房宁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中国政策时，就有一套专门的“派系法”；西方一些智库在研究他国政治人物时，还会采用政治心理学中的性格分析法等。
然而，专业化还不是智库发展的最终阶段，“智库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职业化。”房宁指出，过去我们的研究有点类似于“自卖自买”，不太考虑研究成果是否最终为人所用；而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具有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需以客户的反馈作为评价标准和继续研究的动力，如果达不到职业化，“智库”也就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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