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未来中国发展需要中国智库提供重要支撑，中国要从智库大国迈向智库强国，这些都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建设好中国新型智库，我认为关键还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明确各自领域和方向，做到精准发力。在继承问题上，以下几个方面就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

　　首先，在智库的运行体制上，坚持党对智库的一贯领导。中国新型智库再怎么“新型”，也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它生于斯，长于斯，呼吸着中国的空气、吸取着中国的养分、反哺着中国的发展，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不能仿效西方的所谓“智库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其实连西方人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充其量只是研究上的独立而非政治上的独立。因此，应该坚持历史传统，将智库置于党的领导下，以确保在智库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上，恪守政治纪律底线。

　　其次，在智库的内涵建设上，坚持已有的优良传统。智库研究听起来有点玄，但总离不开调查研究；智库建设也不是挂上一块牌子就大功告成了，它要体现在内涵建设即智库的研究能力上，比如研究的学风、文风的改善。展开来说，在研究的学风上，应坚持调查研究先行。中国智库优良的学风建设传统，就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中铸就出的调研精神，直到今天仍没有过时，而且有了新的表述，如“三贴近”、“接地气”、“走转改”等，赋予了调查研究以新的生命力。在研究的文风上，应坚持以实为魂。我们发现，有些智库研究故弄玄虚、故作深奥之状，把本来简洁明了就能说明白的事绕得云里雾里，把本来中国理论就能解决的问题用西方学说隔靴搔痒一番，它们多几分矫饰晦涩，就意味着少几分贴切实用。

　　再次，在智库未来力量的排布上，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智库（彼时多称作“智囊”）一直是按照官办和民办这样的思路来建设。前者如政府下设的各级政研室、各类研究中心，军队系统的科研院所等，此外还有带有准官办性质的，如社科院、党校内设的研究所等；后者如各类企业自设的研究（院）所、活跃在商业市场做各类决策规划的纯民间咨询机构。实践证明，按官办、民办这样的思路布局智库力量，符合中国国情，既有以政府为主导，又有多方力量补充。如果取消官办，统统改为民办，必然会失之于乱，而且智库力量分散，造成自发性多于统合性。
　　面向未来，新型智库建设必然要求创新，这些创新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信息应向各智库进一步开放，为智库介入公共事务决策创造条件。新型智库区别于以往研究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而成为公共事务决策的积极参与者，这就需要有丰富的决策储料。然而当前政府许多有价值的信息都是由下属的政研室、档案室掌握，很少有对外发布的制度化渠道，即使发布也总有很多不适宜的保留。应该考虑在已有的公开范围之外，把那些专业性强、内容较为敏感的数据和资料，定期或不定期地和智库分享，并加以常态化。政府的信息存量不断注入到智库中来，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智库的决策咨询力不断被“孵化”，反过来又提供了更多的智库竞争者让政府挑选。

　　第二，打破上中下、左中右各智库的研究壁垒，结成智库研究的共同体。眼下各智库的研究视野、层面、领域均呈现很强的纵向、横向特点。纵向来看，国家一级智库的研究多“垄断”了大政方针、国防外交等“高大上”领域，地方一级智库无法介入。反过来，地方智库“经营”的一亩三分地，上面的智库介入起来有情况不熟之虞，而下面智库的成果又较难进入上一级智库。横向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智库在研究的领域基本呈现固化状态，东部智库“坐镇”沿海开发，中部智库“盘踞”崛起升级，西部智库“据守”大开发战略，形成了智库研究的“偏食惯习”，极不利于智库的全面、均衡发展。应通过课题、项目等载体把上下左右的智库串并起来，研究领域不搞“画地为牢”，参加人员不分东西南北，让智库在共同研究、协同攻关、相向渗透、相互提高中成长。

　　第三，重新审视智库的“行业背景”，让智库研究回归“职业属性”。各类研究机构本来都是因行业而设，如政府类的主司宏观政策研究，高校类则根据各自特点（有人文的、理工的、综合的）主司教育政策研究，党校类则主司党的干部政策研究，企业类则主司微观生产运营政策研究，等等。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使得上述研究机构都无一例外地涌向经济研究领域。比如强调生态经济，那就都一窝蜂地谋划如何“啃”生态经济的“骨头”，结果是丢掉了本行业的“芝麻”，但拣回来的却不一定是“西瓜”。最受损的是社会治理这个多面体却患上了“营养单一综合征”。由此看来，应该让智库研究回归“职业属性”，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在智库参政的议题上百花齐放。回归“职业属性”也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而是有分有合的创新型回归。

　　（作者系江西省委党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